“很有感情。”说起1月15日公布的《家用汽车产品修理、更换、退货责任规定》（以下简称汽车“三包”规定），国家质检总局法规司司长刘兆彬的眼睛一亮。8年了，作为这部法规起草制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，他见证了汽车“三包”从无到有，从设想到现实的全过程。

    从汽车“三包”规定公布的那一天起，公众关注的热点从法规本身转移到了各项规定的“落地”问题。有人充满期待，也有人提出质疑。而在刘兆彬看来，期待也好，质疑也罢，都是关注，都是好事。“这说明它与公共利益休戚相关。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、共同参与，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共治。”

    何为“社会共治”？刘兆彬的解释是：社会各界共同参与，共同协商，共同化解纠纷、解决问题，这也是汽车“三包”的核心理念。“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，它应该是搭建一个法规平台，把整个流程纳入法制化轨道，让企业、消费者在这个平台上沟通，博弈，最终形成一个双方能接受的方案。”在汽车“三包”规定的制定过程中，社会共治的理念得到了很好体现。“可以说，这次立法过程充分体现了公正、透明、民主，真正做到了真听证、真采纳、真接受。”

    据刘兆彬透露，立法工作曾经一度走进了“技术的死胡同”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第三方检测上。“后来才发现第三方也不是万能的，费用高、时间长，新车和旧车的检测标准也难以统一。”最终，“建立争议处理技术咨询人员库”（专家库）成了突破瓶颈的关键点。刘兆彬认为，专家库体现了十八大提出的“协商民主”——专家提供技术咨询和建议，企业和消费者协商解决。

    谈到下一步如何实施，刘兆彬再一次提到了“社会共治”。在他看来，汽车“三包”规定要落到实处，企业、消费者、社会中介机构、政府部门都需要做出自己的努力，缺一不可。作为汽车企业和经销商来说，要做好各方面准备，切实做到高质服务、主动服务、依法服务，要以“三包”为底线努力提升产品的质量水平和服务水平。作为消费者来说，要学法、懂法、用法，做到勇于维权、善于维权、理性维权，既不能忍气吞声，也不能遇到问题动不动就砸车、烧车。而社会中介机构则应充分发挥桥梁、纽带作用，维护公正信誉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政府部门则要在畅通投诉渠道、提供高效服务的同时，进行有效的执法监督，既监督企业和消费者，自身也接受监督。除此之外，汽车“三包”规定的配套系统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。一方面要抓紧细化相关的标准和判定依据，另一方面要细化配套的规范文件、保障条件和专家库系统建设。

    “虽然您反复强调社会共治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政府是否会在其中承担一个类似于裁判的角色？”记者问道。

    “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裁判。不光政府可以当裁判，专家也可以，企业、消费者都可以。人人都可以是裁判，每个人都是主角。”

    专题问答

    记者：您作为汽车“三包”规定起草制定工作主要负责人，会不会感觉压力非常大？

    刘兆彬：压力是有，但更多的是高兴。为“三包”规定得到这么多的关注而高兴，为自己做了一件对消费者和企业都有好处的事情而高兴。

    记者：您曾说汽车“三包”规定的制定历经“八年抗战”，那现在是否可以宣告胜利了？

    刘兆彬：这当然是一次胜利，但只能算“三大战役”中“第一战役”的胜利。实施阶段是“第二战役”，后评估和完善改进是“第三战役”。现在只能算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。

    记者：在立法过程中，你有没有遇到来自企业方面的阻力和反对？

    刘兆彬：最初曾经有企业代表当面问我为什么非要搞“三包”，认为这会大大增加他们的投诉量。我告诉他们，投诉量少不代表质量好，不代表消费者满意，关键看你是要“堵”还是要“疏”。《行政诉讼法》出台前，没有“民告官”，并不说明没有问题。现在就我了解到的企业对“三包”的态度都是很积极的。

    记者：虽然汽车“三包”规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，但是也有人怀疑这些规定是否能真正落到实处，您怎么看？

    刘兆彬：怀疑很正常，但我个人很有信心。坦白说，刚开始开座谈会经常争论，到后来大家形成共识，再到大家积极建言献策，这个统一认识、凝聚智慧的过程，为今后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    记者：有些消费者认为，最高3万元的罚款对汽车企业来说就是九牛一毛，基本上起不到警示效果。对此您怎么回应？

    刘兆彬：汽车“三包”规定只是一部部门规章，3万元罚款已经是立法的上限了，而且警示效果不能只用罚款额度来判断，信用记录、媒体监督对企业来说可能更有“威慑力”。

    记者：您觉得，对于企业和汽车产业来说，汽车“三包”规定能不能提供“正能量”？

    刘兆彬：“三包”肯定会增加企业的成本，但我认为这是值得的，因为从长期来看企业会有更大的收获，服务更规范，竞争更规范，提升质量也会更有动力。这是一个双赢、共赢的好制度。